他者
在张家界的文化研究中，“他者”是最为显赫的关键词。
张家界的旅游舞台上正演绎着一场日益繁复、绚烂的文化大戏，这出大戏的所有参与者，从导演、编导、主持人、字幕到观众、表演者…他者无处不在。
这是一场为他者而设计的辉煌演出。感谢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翻译者们，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他者”概念翻译得如此直白、平易，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者”的文化立场：一种非“我”的文化视角；同时，它还暗示了“我”与“他”既融合又区分的反抗叙事。这一发端于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的“他者”概念，在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东方学”中闪亮登场，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被这一概念的语词魔力所吸引。这是一个语词的万花筒，它照见了缤纷的现实，书写了一个个魔幻现实主义传奇。
20年来的张家界文化剧场，在他者的笼罩下惨淡经营。他者的威逼利诱，在这一剧场塑造了两大他者类型——观光者与领导者，与此同时，我们也为自己塑造了两个相对应的角色——被看者与被奴役者。
热切地寻找他者，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游城市都有的一个通病。东部发达地区的旅游城市将西方游客作为他者；中西部困难城市将西方游客列为一级他者，同时，又将国内内部发达城市的游客作为二级他者，在萨伊德略带讥俏的东方学叙事中，演绎着“内部东方学”的二级叙事。张家界的文化大剧场就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中被设计了出来，最典型的演出节目是“赶尸”、“哭嫁”、“茅古期”等民俗表演。在此种类型的节目表演过程中，微笑着的游客发出一种高傲、审视、新奇的目光，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以猎奇、猎艳的方式消费这些贴着民族标签的“神秘”商品，而表演者仰脸媚笑，在“神秘”、“原始”的自我标榜中死死地盯住他者的口袋。
文化主体身份就在这样的“被看”中消失了。在张家界这样的一个观光旅游城市中，我们精心制造的不仅是“自然山水”这一物质上的观光产品，还有“民俗文化”这种精神上的观光产品，这不是张家界一个旅游城市的毛病，这是所有后发地区的必经之途。后发地区喜欢鼓吹“后发优势”，似乎捧出“后发优势”就能越过漫长的岁月，以“拿来主义”直接挪用发达地区的理念系统。我相信，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它掩盖了我们的“后发劣势”，精神深处的“后发劣势”。在他者居高临下的目光中，赶尸舞中麻木、僵硬的表演者们在面无表情的面具下藏匿着深深的自卑心理。
他者是上帝，他们从四面八方汇扰过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投下人们渴慕的金币。张家界这一“被看者”的艳遇极大地刺激了兄弟城市的欲望，为招徕他者的尊贵目光，湘西州一举抹掉所有的主我尊严，一步到位地提出了“神秘湘西”的宣传口号，同时掘取“湘西土匪”的盛名与张家界联手自我匪化，我们不再是自己了，我们是“宾我”，我们需要在他者的映照中才能得到一个“宾我”的位置。是谁在一步步地剔除掉我们的“主我”身份？我相信，这既是强大的他者，更是我们自身。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开发中，多元异质文化滚滚涌来，它们打破了原本单线程的文化进化路线，表现出多线程的文化进化轨迹，这让传统的民族民俗事项纷纷变延。我相信，如同吊脚楼必得走出深山、走进城市，同现代文明的钢筋水泥相融合一样，文化变延是一种必然的、合理的文化现象，它不能简单地被冠之以“伪民俗”的大帽，但它必须有一个合适的限度，有一个坚定的“主体自觉”意识。
毫无顾问，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奢望。但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被看者”正用一种“农民似的狡黠”泄露出后发者的生存智慧，从“洗脚上田”到“西装革履”，“被看者”需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嬗变历程，失落的主体在填平“看”与“被看”的沟壑后才能得到自知自觉地回归。
但张家界文化的难堪不只在于扮演“被看者”的角色，他甚至在兄弟面前也俯首称奴，连“宾我”也坐不稳了。年岁末，在张家界文化界的一次小型聚会上，本土文化斗士金克剑先生痛心疾首地将张家界文化塞在了一张“文化奴仆”的座位上。在张家界年举办的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上，耗费千万巨资的文艺表演活动尽成他者的表演舞台，第一稿剧本只有“湘西”之名，未闻“张家界”之声。多年来，以湘西歌舞团为代表的湘西文化占据着张家界各类文艺表演的主体位置，葛兰西说，“文化是一种柔软的霸权”，在“湘西”文化霸权的柔抚下，神情恍惚的张家界又把“湘西”毕恭毕敬地捧上了文化宗主的神龛，忠心耿耿地扮演着文化奴仆的角色。但是，没有人对他怜悯并予以施舍，“摆手舞”、“茅古斯”、“梯码神歌”等14项有关土家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家界一个也没有抓到，奴仆静默不语；“澧水河船工号子”被常德市澧县拿去，奴仆依旧不语；唯有桑植县以其地域特色将“桑植民歌”圈到手上，奴仆沾沾自喜，这实在是一个黑色的幽默。我们可以列举出一系列这样的魔幻事件，比如楚德新和他的伙伴们曾经一次次踏出国门，在英国、法国等地的文化交流舞台上引起轰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登不上本土大雅之堂，这些奇异的事件无情地暴露出我们的虚弱无力。
我相信，这是一个石破而天不惊的时代，人们早已见惯了各式各样的魔幻传奇，深度的理性沉思正在一切领域驱逐掉感性的惊诧。我还相信，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在张家界朝向现代性纵深挺进的话语转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金克剑们以“符号起义”的方式对他者作出反抗，它旨在让缺席的主我从潜意识的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以寻求一束平等注视的目光。
身体
在一个转向身体的时代，“身体”、“耗费”与“普遍经济学”，这几个概念构成了“旅游经济学”的全部要领。
在缓慢地转向身体之前，在人这种修辞性动物将身体视作最重要的修辞领域之前，精神是修辞的全部核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精神对身体一直占有绝对性的统治地位，精神对身体的压制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封建王朝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当代文学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大众传播的焦点热点均与身体的反抗紧密相连。
年，张家界人在全国率先举起旅游大旗，三十年来，张家界的旅游一直都是以观光为主流，张家界是一个观光型的旅游产品，是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旅游形态，观光的目的是为了充盈精神生活，寻求一种精神愉悦、精神高潮。透过张家界奇绝的山峰，观光者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升腾起对“真善美”的眷恋，人世间的道德规则隐藏在山峰背后，向观光者郑重承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世界归根结底是美丽的，进而是善良的。在游客的观光旅行中，金鞭岩悄然完成了从风景之峰到真理之峰的嬗变。
当下中国旅游产业提质升级的大潮，促使张家界的旅游产业面临着“从观光到休闲，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转向身体的过程，是旅游者从精神到身体的转向，是被湮没的身体的自觉回归。
“从精神转向身体”，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是张家界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实质性表述。作为时代语境的深刻洞察，它揭示了张家界旅游产业需要努力的方向——朝向身体领域的敞开。旅游是典型的耗费经济学。这种耗费以身体为中心，是有关身体的修辞学，但过去，张家界一直是把旅游当作一门“精神修辞学”课程来修。对比国内其他一些旅游城市，在身体的领域，张家界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艳遇指数排行榜”作为旅游城市一个重要的身体指标，多年来，张家界一直是榜上无名,一座不能提供艳遇幻想的城市在身体时代让旅游者索然寡味，相比丽江的艳遇、发呆、对歌、朝拜等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张家界的身体运动单一而纯粹：行走，是唯一的运动。那些观光的人们步履匆匆，他们从城市的边缘飞鸿般掠过，山路上留下的指爪被殷勤的人们堆砌成与天门山同等标高的数字大厦，在虚幻的云雾中飘渺、迷离。
“耗费”是从乔治?巴塔耶那儿借用过来的概念，对于巴塔耶来说，“身体”过于宽泛，他直截了当地用“神圣的色情”取代了身体，将身体的能量聚于色情这一针尖上暴发出来，予人刺痛的快感。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将巴塔耶的一些文章编译成册，取书名《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
巴塔耶的论述匪夷所思，让人茅塞顿开，但强烈的色情刺痛感却又令许多人坐卧不安。他的耗费经济学更适于描述张家界这样的旅游城市。旅游是一门有关耗费的学问，这个产业生产不出一分钱的财富出来，旅游的本质就是耗费，就是浪费和消耗。但浪费却是高深的学问，当情色的大众表现形式从追寻爱情变成追寻艳遇、从灵魂转向肉身时，张家界依然停留在精神世界的乌托邦里，这个城市的尴尬就在于它没法让远方来的旅游者变得轻松起来、挥霍起来，以挥霍时间、挥霍青春、挥霍金钱。
旅游作为耗费经济学的典范，老套地沿用“观光”与“休闲”这一公众表述并不能揭示张家界相比丽江的巨大落差，文化研究者当从时代的语境深处掘取其背后的秘密。令人叹惜的是，在别处，在一线城市，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它就是20世纪的两大社会学主题：语言的转向和身体的转向。
年以来，张家界这座慢悠悠的观光城市开始艰难地转身，我相信，有些人，有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转得再快一点。
*作者：苏小雅，张家界文化学者。本文写于年。
王力黑夫执舆者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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